回族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姚继德
回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中国境内和迁徙境外的回族穆斯林的形成、发展、演变为己任的民族学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回族的族源成分、族称的演变、历史发展规律、文化变迁历程、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成员的伊斯兰教信仰、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回族与中国的汉族等55个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以及回族穆斯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和交律关系、世界范围兴起的“回儒对话”运动等主要方面。从回族学学科性质、定位和研究范围出发，我们认为回族学同以下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分支学科的关系相当密切
（一）与人类学关系密切。
如前所述，美国的人类学包含着两大核心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含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狭义民族学），回族的族源与形成具备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方面的显著特征。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来看，回族的血缘（人种或遗传学特质）中包含着大食（阿拉伯）人（闪米特人／贝都因人／北非人）、波斯人（雅利安人）、西域中亚人（多属突厥人）、蒙古人（蒙古利亚人）、犹太人（如从部分开封犹太人演变而来的“蓝帽回回”）、吉普赛人（如元代来华的“ｌｕó哩回回”或“剌里回回”演变而成的部分回族）、南亚和东南亚人，（如海南岛三亚的部分回族）、汉人（内地的部分回族）、藏人（如青海、甘肃、四川西部藏区和云南迪庆地区的回藏通婚形成的“藏回”）、彝语支民族（如云南彝族、白族地区的回族的派生族群“白回”、“彝回”）、壮侗语族（如缅甸、泰国和云南西双版纳掸—傣族地区的“潘塞人”、“秦和人”和“帕西”）等。其中父系世系中以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血统为主，母系世系中则融合了上述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和周边各非穆斯林土著民族的血统。因此，仅从族源上来看，中国回族是一个由世界范围内的多个民族（或种族）融合而成的新型民族，同时在她余年的民族化历程中又派生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多个亚族群(sub-ethnicgroups)，以及清末西北回民反清起义失败而迁徙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三国的陕甘回族后裔东干人（突厥语作Tunggan，俄语作дунган)，明末清初因从事跨境马帮贸易和杜文秀起义失败而迁徙逃亡到东南亚的云南回族后裔——缅甸的潘塞人（缅语作Panthay)、泰国的秦和人（泰语作Cin-Ho/Chin-Ho/Haw)等三个境外回族派生族群。从文化人类学或广义民族学的角度来看，回族文化是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文化特质（culturaltraits)具有“阿拉伯—波斯—伊斯兰”与“儒家汉文化”的二元一体的内在结构。因此，从广义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回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最具研究价值且不可多得的“样范民族”（sampleethnic-group)。这是我们回族学研究者值得珍视，并需要开展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与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丝路学研究关系密切。
公元7世纪以还的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与回族先民大食、波斯、西域中亚和南亚、东南亚各族穆斯林的来华商贸经济、外交、征战（如唐代的怛逻斯战役、帮助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战役、13世纪蒙古西征及统一中国）、科技、传教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唐、宋、元三朝的中外交通、文化交流和中外关系史上，回族先民一直独领风骚，贡献至伟。设若没有回族先民的参与，中国历史上这三大王朝的对外交通、交流历史将黯然失色，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化宝库中将失去许多璀璨的瑰宝。众所周知，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实质上是紧紧围绕着丝绸之路的研究或丝路学而展开的。连接并沟通世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三条国际大动脉——古老的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前身为“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香料）之路，构成了庞大的丝绸之路网络，上古至今的世界东西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得以在这张庞大的网络上自由流淌交汇，创造着数世纪中人类文明的辉煌。回族的父系先民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是其主要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们在这三条国际交通动脉的开通中曾经扮演了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文化天使”的关键角色。因此，这三大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回族学的参与。
（三）与宗教学关系密切。
宗教学的理论研究离不开各宗教信仰族群的宗教实践。回族作为一个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群体，本身具有一个“宗教族体”(religious-ethnicgroup)（注：此概念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资深犹太专家DonaldDanielLeslie教授在其著作《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IslaminTraditionalChina,CanberraCollegeofAdvancedEducation,)一书中所首倡，见该书第页。）和“人们共同体”合二为一的二元结构，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合二为一，现世与来世两世并重，从民族整体到每个成员个体的身上，都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理念，中国境内的世界性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含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所具有的“五性”（民族性、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在回族穆斯林身上都全部具备，而且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宗教信仰渗透到了整个民族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此外，中国回族穆斯林形成的民族化历程本身，为世界宗教学界研究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在一种完全陌生的非伊斯兰社会长期存在的文化适应机制，提供了值得深入研究的典型个案。
（四）与蒙古学关系密切。
回族先民进入东土华夏虽然肇始于唐宋时期，但大量东来却是蒙古西征并建立王朝的公元13世纪。蒙古西征震撼了亚、欧两块大陆，他们建立的中亚各汗王朝，南亚印度的莫卧尔王朝和中国元王朝等政权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构成了蒙古学研究的主要范畴，而这些活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回族先民的参与。回族先民中的中亚突厥语系各族穆斯林、阿拉伯人与蒙古人之间，又有着相同的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种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同构形态。此外，元代是中国回族最终形成为一个独立民族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的关键时期，不仅回族血缘里大量融进了蒙古人的成分，而且作为色目人主要成分的“回回人”，还成为了蒙古统治集团所倚重的主要力量，积极参与到蒙古人对国家的统治管理活动之中，这些管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一方面服务于蒙古人对国家的治理，另一方面也从社会分布、民族融合、文化涵化(culturalacculturation)等三大方面加速了回族的民族化进程，回族后来的民族血缘里融入了大量蒙古人的成分，部分蒙古族甚至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而最终演变成为回族。因此，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关键的历史时期，蒙古学作为东方学中与藏学、敦煌学齐名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离不开对回回人的历史、宗教、语言等文化要项的研究。
（五）与语言学关系密切。
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不同的民族使用着不同的语言。语言是一个民族形成和稳定的评判要素（如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语言的研究历来是我们对某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层解读的“通天塔”。如前所述，回族先民的父系主体来源极其复杂多元，既有大食（阿拉伯）人、波斯人，也有中亚各族人，南亚和东南亚各族人，他们来华之初，分别操着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印欧语系的波斯语，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吐火罗语、古叙利亚语、古粟特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南岛语系的占城语（如海南三亚市回族的“回辉话”）。语言学划定的世界上的语言共有十一大语系，回族先民们使用的语言，目前学术界已经明确的就有上述的四大语系中的近10种语言。从唐宋时期开始，侨居中国长安和东南沿海的泉州、广卅、明州（宁波）、扬州等国际港埠城市“蕃坊”里的回族先民通过“蕃学”逐渐学习了汉语，元代则开始以色目人中的“回回人”身份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最终于明初转而通用了汉藏语系的汉语。但迄今为止，回族仍然在通用汉语文的同时，保留着部分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汇。此外，明清以降，随着回族向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迁徙，跨境而居的回族人又把回族在中国境内形成的这种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带入了侨居国家，在掌握了寓居国主体语言俄语、泰语、缅语等语言的同时，顽强地保存着自己的母语（即陕甘、云南汉语方言及少量古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汇混合而成的回族化了的汉语）。因此，开展对回族语言的研究，不仅具有国内民族学研究上的语言学价值，而且成为当今国际语言学界必须白癜风怎么治好白癜风能够治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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